走自己的路，并不是一味固执，听不进别人的良言。中国走自己的路，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在稳健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改革，发展经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的这条道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新常态改变中国》一书出版于2014年，收集了国内几位知名专家、学者的文章，全书有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有对国际金融政策的形势判断；有对国内现存问题、现象给出治“病”良方，也有对国家相关政策的解读。由于出版时间的原因，一些观点可能对于当时有点“形而上”，但经过3、4年的时间，很多观点和提法都是我们国家现在正积极推行的政策，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些专家、学者不愧为经济领域顶尖人物，眼光犀利，见解独到，看问题一针见血，对于悉心了解国家当前政策、国有企业管理者、私营创业者可谓一本良好的学习参考书。

中国改革的成就

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当30多年前，国际形势逼迫，中华民族不得不选择一条“突围”的路径时，改革开放必须有一种“壮士断腕”的勇气，如果失败，整个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国门打开，前面有很多路可以走，走怎样的路，没有先例，当时流行的一句“摸着石头过河”，中心思想体现在一个“稳”字上。

我们国家从1979年实行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遵循华盛顿的共识，即完全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而是实行渐进的的双轨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对没有效率僵滞的国有企业采取保护、扶持政策，鼓励新兴产业放开准入，实行市场化运作。实践证明，这一政策虽然遇到很多现实的矛盾和问题，但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稳健和稳妥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不是前进中的主要矛盾，是可以在行进中逐步得到解决和消化。相反，国际上一些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并没有迎来经济的繁荣，反倒进入了经济低迷期，甚至引起国家的动乱，如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包括前几年的美国经济萎缩，东欧几个国家甚至引起了分裂、动乱。

纵观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吸纳的民族，儒家文化是经世致用的学说。世界上三大文化中的基督文化是解决人与物的关系，因此自然科学发达；佛教是解决人与神的问题，人的精神生活超然；儒家学说讲的是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是修齐治世平天下的理论，是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民生活稳定、幸福的博大精深理论。“中国特色”是植根于传统的土壤，适合于中国的气候条件，势必长出本地特色的作物，这也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拿来进行“中国本土化”，以此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解决现实矛盾，从新中国的创立到改革开放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改革的经验

中国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剩余劳动力的释放，第二个阶段是资本的投入，第三个阶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第一个阶段，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利用，大批农民工进城打工，劳动力成本低，形成了产品竞争力强，这也是前几年中国进出口形成较大的顺差原因。贸易的顺差也标志着劳动力的顺差，是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在形成产品的竞争力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成本，资本的利用率不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地域性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加剧。第二阶段，当国际爆发金融危机时，我们国家为了维持GDP较高增长，加大投入，维持了GDP9.8%以上的增长。GDP核心内容是净出口、投资、消费，称为三驾马车。前几年投入4万亿拉动投资维持经济增长，但也维持了3到4年时间，后果是产能过剩，低质产品充斥市场，企业为了生存，一味加大投入，钢铁、煤炭、水泥等原材料产能过剩，利润极低，甚至低于成本，直接后果是给中央财政带来巨大压力，金融存在巨大风险。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就是美国为了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放开房屋买卖、租赁市场，忽视了提高国民收入的本质要求，结果当美国人付不起房租、房贷，银行没收房产形成坏账，形成银行关闭倒闭，严重冲击了流通市场而引发的金融系统性的危机。我们国家为了减小美元贬值，国外市场萎缩给贸易带来的影响，加大国内市场的投入，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相反带来了环境破坏、能源消耗、滋生腐败的问题。第三个阶段，当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及时调整了经济政策，以去产能、供给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导向，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挤出经济增长成分中的虚高“水分”，调节增长幅度，将经济的增长点调整到社会服务性产业，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减少第一产业在资本性输出中的占比，防止金融风险。

改革的艰巨性

我们国家经济实行的是双轨制，抓住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谓“抓大”，放开对国民经济起调节作用的民营、私营、合资企业，谓“放小”。一方面是发挥国家在市场中的调节作用（也是被西方国家所诟病的计划经济），二是起到计划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后，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相反因先前的国有企业失去政府补贴和扶持，大批工人失业，造成社会动乱，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能回避的是，在实行经济的双轨体制下，确实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体制僵硬，生产率低下，很多企业靠政府财政补贴才能维持生存，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同时，由于政府的扶持，干预过多，政府权力膨胀，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一些垄断行业通过政府政策获得不公平的利益，滋生腐败等等。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造，对垄断行业逐步放开其他经济成分的准入条件，例如在石油、通讯、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逐步放开下游产业链，准许非国有经济成分进入。

经济的发展动力在于创新。一种经济理论或模式顶多适用于20到30年，必须根据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进行实时调整。根据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国有企业生产率低下，产业附加值不高的问题，十八大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刮骨疗伤”的勇气对妨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大力推行产业附加值，将经济发展导向到提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具体措施是降低政府门槛，减少政府干预市场行为，鼓励企业创新升级；中央财政不再为地方政府债务兜底和买单，通过重组、混合制改造，提高生产能力，剪断中央对地方和国有企业的“脐带”，拉开改造升级的序幕。方式有加大对社会服务性产业的投入，压缩房地产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不再强调产业的规模，更注重产业的品质；放开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减少金融风险；推进城镇一体化，拉动国内消费市场；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今天，如果还一味进行低产能高消耗的模式，终将被历史发展的趋势所淘汰。宝马、奔驰、苹果价格为什么卖得那么高，里面有很多科技创新、技术专利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有了科技创新后再会产生规模效应，才会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反观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能提供的高附加值产品太少，因此，十八大以来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关乎改革成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当然，在改革的过程中，会有体制以及国外大环境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也是十九大的召开提出的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