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设定在霍乱时期，霍乱带来了医生；医生的到来让费尔米娜的父亲用隔离手段瓦解了女儿与阿里萨的爱情，那时候人们对付霍乱的手段是隔离；费尔米娜嫁给了以治疗霍乱著称的医生；医生死后，暮年的阿里萨和费尔米娜重燃起霍乱一般的激情；船长升起了一面代表霍乱流行的黄旗，护送着自我放逐但永远不分离的爱情。有情饮水饱，但是在霍乱时期，恰恰是水，不能乱饮。在此，我们当然不是来谈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们要讲的是霍乱时期的医生、霍乱时期的病菌、霍乱时期的饮水卫生。

     以霍乱为背景，表明这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霍乱是19世纪人们的集体记忆。那时候霍乱隔十几年就爆发一次，每次爆发波及至少三个大洲，一般全球都不能幸免。

     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染病，霍乱对人类的杀伤，比之流感、鼠疫、天花等，并非至极。但它来势凶猛，发病急骤，上吐下泻，抽搐烦躁，皮干肉陷，顷刻之间形貌皆非，加之蔓延迅速，使人们愈感恐怖。

     19世纪，工业发展，新交通工具如轮船、火车的运用，以及城市人口骤增、卫生条件的恶劣等因素推助了霍乱的流行。

     最初人们并不知道霍乱的传播途径和来源。霍乱传到欧洲以后，在治疗无效时，人们便采用了应对鼠疫的隔离检疫的办法；但隔离后，霍乱仍继续扩散，医生们自感乏术，一筹莫展。

     1854年英国医生约翰·斯诺(JohnSnow，1813～1858年)以著名的“斯诺调查”确认了伦敦的流行性霍乱发生的唯一原因是饮用水污染。在1854年霍乱在伦敦流行期间，人们发现一口井的关闭和开启，与致命发病率有很大关系。斯诺由此将伦敦布劳德大街水井周围地区的霍乱病例，在地图上逐一标明位置，此调查认证了水源污染是传染途径的关键。现代流行病学家把这种流行现象称为“集束性发作”(clustering)。其后，在巴黎的一场霍乱中，人们封闭了一个污水沟，便制止了霍乱。再次证明，水源污染是霍乱蔓延的原因。

     1858年，英国工程师巴泽尔杰特（J.Bazalgette，1819-1891）为伦敦市设计了一整套污水管道及处理系统，其总长度约1200英里。但由于受到各方的阻挠，在此后的7年里只完成了伦敦市中心部分地区的污水工程。1865年夏，霍乱又一次席卷了伦敦，唯独安装了污水处理系统的地区安然无恙。此后，伦敦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明显加快了，并为欧洲各大城市所效仿。同时欧洲开始使用抽水马桶。

     法国巴斯德(L．Pasteur,1822～1895年)和德国科赫(R．Koch,1843～1910年)二位科学家对霍乱的研究，进一步找出了疾病的源头，由此奠定了微生物生理学和细菌学。

     自1675年列文虎克使用显微镜，描述了在显微镜下细菌和寄生虫的形态之后，到19世纪初随着显微镜的改进，研究者们已发现了一些细菌并对细菌加以分类。

     霍乱盛行期间，除人以外，鸡、牛、羊等动物也有霍乱流行。巴斯德在1881年在动物霍乱研究中，发现了霍乱有和詹纳种痘一样的获得性免疫现象。他把发病的鸡霍乱毒液(其中含霍乱菌)，经过几代动物体内减毒培养，再接种给健康的鸡，阻止了鸡霍乱发生。同样方法可以制止山羊霍乱和牛霍乱。其理论和免疫法引起了医学实践的重大变革，被视为细菌学之祖。他留下的巴氏消毒法，被使用至今。

     对于霍乱病原微生物的问题，早在1854年意大利显微镜专家菲利浦·帕西尼(Filippo Pacini,1812～1883年)就已确定霍乱患者的粪便含有一种独特的微生物。但他未能说服许多科学精英人物。直到1883年科赫发现了霍乱弧菌(古典生物型)，并提出判断病原体的科赫法则，阐明了该菌是通过食物传染，尤其是通过饮水传染的，这才捉住了霍乱的致病元凶，确定了疾病的病菌理论。科赫第一次证明了一种特定的微生物引起一种特定疾病的原因，发现了多种传染疾病的致病原菌和防止方法，因此获得了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科赫发现霍乱弧菌以后，德国另外一位医学家彼腾科夫认为霍乱的流行除细菌外还有其他因素。他亲自吞服霍乱菌液，坚持拒绝服药治疗，通过对大便的培养，证明了霍乱弧菌的存在，但彼腾科夫只是腹泻、并没有出现呕吐等其他霍乱症状，说明霍乱弧菌不是霍乱流行的唯一原因，污水是霍乱发病机制中的一个助长因素。这也能解释当年在德国流行霍乱期间，汉堡市和毗邻的爱尔托纳城因水源不同，瘟疫只光顾了饮用易北河水的汉堡市，爱尔托纳城因饮用的是过滤水便没有人患霍乱，水源净化处理的功效就此显现。

      霍乱期间的一系列病源的流行病学调查，使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对饮水的供应和污水处理等有关问题非常重视，在英国开展了清洁水源运动，禁止在公共饮用水水源的河岸堆积人、畜废弃物，向河里排放污水和禁止屠宰场在河边倾倒动植物内脏，并由此开创了“公共卫生学”这一医学门类。此后英国成立公共供水委员会，制定了统一的供水标准。

     公共供水始于17～18世纪。伦敦和巴黎率先发展了给水工程，开始使用水泵和铸铁管为城市居民供水。这一给水工程后来演变为今天的自来水系统。公共供水为城市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如果水源或供水系统被污染，则会大面积扩散病原菌，公共供水无异于最大的危险源。因此人类开始尝试在集中供水系统中采取混凝过滤和消毒灭菌处理。

     1804年，苏格兰派斯利（Paisley）建成第一座供全城用水的大型滤池，到19世纪末，饮用水的过滤装置有了很大的改进。科赫对霍乱的研究工作也对城市供水规划有重大影响。1892年科赫对德国的两座城市——奥托那和汉堡进行的霍乱病对比调查，证明过滤能有效去除引起霍乱病的病原菌。同时，美国的过滤试验发现砂滤池可以有效去除沙门氏伤寒菌（Salmonella Typhi），控制伤寒病的传播。将混凝与砂滤结合起来，还可以大大减少其出水的浊度和细菌数。这一研究成果充实了水处理工艺的知识，使混浊的河水经过处理后可用于饮用。

  我国是首先采用明矾[硫酸铝钾，KAl3(SO4)2]澄清水的国家，公元1637年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详细记载了明矾的开采和应用，另外杏仁、雄黄、石膏皆有混凝作用。

     为了防止疾病和瘟疫，以各种形式对水消毒，已有数千年实践历史。杀菌剂从使用年限来看依次为铜、银、氯、臭氧和紫外线。

     最早提到用氯净化水是1835年，由Robley Dunglinson博士在费城发表的“人类健康”一文中提出。他提到使用少量的氯或一种氯化物可使沼泽的水变成可饮用的水。

     John Snow博士在19世纪50年代在伦敦爆发霍乱之后使用氯对宽街供水泵站的供水进行消毒。1897年Sims Woodhead英格兰肯特郡Maidstone爆发伤寒之后使用漂白粉液用为饮用水供水干管的消毒的临时措施，非常有效。最早用臭氧作为净水剂是1893年在荷兰。

     这个时期，上海、天津、旅顺也建立的水厂，其水处理流程是混凝沉淀→砂滤→投氯消毒，净化的主要目的是除去原水中的浊度和杀灭水传染病原菌。

     19世纪的霍乱等传染病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是，人类在霍乱时期，认识了病原菌，研制了疫苗，完善了公共供水系统，促进了饮用水净化和消灭细菌技术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自来水常规生产工艺流程：混凝-沉淀-砂滤-氯消毒，以霍乱时期的病菌为对象，制定了现代饮用水水质标准，奠定了我们现代健康生活的基础。

    《内经》说“上工治未病”。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保障供水安全，做好预防，才可避免下一个霍乱时期的到来。“霍乱时期的爱情”只会是一个句式，而不是一个场景。

     此文交付时，恰好果壳网推出“不打疫苗，美国麻疹病例创20年新高”的文章，都是最近疫苗事件闹的，为了公共健康安全，只好再啰嗦几句。我们简单用风险-效益分析法（risk-benefit approach）来权衡一下，两害相权取其轻。预防接种确实存在风险，但风险概率极低；同时预防接种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是巨大的健康收益。人群疫苗接种率要达到一定的比率，才会形成人群免疫力，预防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如果人们因为误解认为安全时期不需要接种，或者疫苗不安全，都选择不接种疫苗，很可能造成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另一个霍乱时期。你愿意回到那个瘟疫横行的时代吗？

     集中供水也是一样，水处理消毒剂虽然会带来消毒副产物，但控制微生物的污染仍然是最最重要的，消毒副产物对健康的潜在危险，比不消毒，或者消毒不完善对人群造成的健康风险要小得多。

     疫苗还是要种，水还是要消毒。我们情愿忍受水龙头后面的一点氯气味道，也不想登上霍乱时期不能靠岸的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