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听母亲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母亲出嫁时，嫁妆中有两件不起眼的东西，一张初中肄业证明，一个装有剪刀、针线、划粉、尺子等女红用具的簸箕。

     今天我思想母亲所说的两样东西。那个级别的“文凭”在那个年代，尤其在那个年代的妇女中算是稀罕的，因为在随之而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大多数的家庭妇女（现在叫全职太太）连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的种类、面值都分不清楚。然而，母亲的“文凭”一生没有用在职场上，这只能算是命运弄人。倒是簸箕，伴随她度过韶华，进入耄耋。

    在那个崇尚“人多议论多、热情高”的年代，孩子生的越多越光荣，有的甚至可以评为“光荣妈妈”。所以，一个家庭里有着三兄四弟、三姊两妹是很正常的。其实，随之而来却是儿多母苦。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好像从来没有舒舒坦坦地休息过一天。在家大口阔的家庭里，母亲除了变着花样做好一日三餐之外，其他时间就是考虑一屋老小从头到脚的穿戴。老大戴小了的帽子老二戴，老二穿旧了的衣服老三穿。实在不能穿了的衣服，待积攒到一定的数量后，撕成布片用浆糊糊在木板上晒干，做成“鞋衬”，然后层层叠叠用索线纳成鞋底，或做布鞋，或做棉靴，一屋老小的鞋码实样尽在簸箕中的纸夹里夹着。当年我家，可以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但是绝无破破烂烂的老四。兄弟姊妹的衣服没有掉扣子的，鞋子没有露脚趾头的。待到每个孩子做周岁的时候，母亲都给穿上绣功精细的猫猫鞋。

     多少次，母亲或在午间，或在灯下，伴随着簸箕飞针走线。母亲用丝线织就了家庭的花团锦簇，劳作却让母亲青丝里华发渐生。

     记得妹妹出嫁的时候，母亲买了一台缝纫机给她作陪嫁，还送上一句：女人莫做梗巴掌，勤俭持家日子长。从簸箕到缝纫机，变的是工具更替，不变的是精神传承。儿女们从小习得的缝补浆洗成为今后独立生活的基本功。

    伴随着母亲度过劳累除了儿女的欢声笑语之外，还有她那含而不露的文化底蕴。闲暇或劳作时，她会不经意哼着《天涯歌女》、《湖上春色》、《苏武牧羊》等老歌。她曾经在民众乐园听过梅兰芳唱戏，以致我戏谑她当年干嘛不拿个笔记本让梅兰芳签个名。至于《三字经》、《女儿经》、《增广贤文》的警言格句，以及诲人喻理的雅句俗语，更是触景脱口而出。即使年过花甲，儿女们买的《小说选刊》、《诗刊》、《芳草》、《红旗》等刊物杂志，她也要蹙着看上几篇，偶尔还要参与争论一番。

     母亲的文化虽然没在职场派上用场，却在教育后代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太（奶奶）是我的半个老师！”这是我儿子读小学一年级时发出的感慨。我问：“为什么是半个老师呢？”他答：“她教我这教我那，但她不懂拼音字母撒！”因为没学过拼音字母的太常常把他揽在怀里，给他讲故事，说典故，念诗文。

     儿子写记叙文，记人老是“小明”，叙事老是干瘪瘪的。太看到后就说：“文章大都是生成一半作成一半，有的要穿衣戴帽，有的要添油加醋，有的还要绕着弯说。写文章就像盖房子，先搭梁柱后砌墙，最后粉刷。你要多看看别人写得好的文章。”母亲的话语虽然显得有些粗浅，却指出了“物——意——文”的作文路径，提示了想象、联想和幻想的作文链条，道出了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作文手法。

     儿子有一回逃学，被太逮住了。太一边用鸡毛掸子打他的屁屁一边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娇生惯养出败子。”儿子那次叫饶后，从此不再逃学，培优也变得主动积极了。

     儿子放学后爱贪玩，太常常督促他先做作业再玩耍，还跟他一起重温“萤窗雪案”、“悬梁刺股”的典故；作业做完后还跟他一起扭魔方、掰机器人，甚至让出电视机让他接上游戏机玩游戏。这样有张有弛的作业娱乐节律促成了儿子读书的自觉性，以致后来儿子养成了坐在马桶上看书做作业的臭习惯。

     儿子学业结束后，谋得了一份心仪的职业，第一次发薪水，给太买了一件羊绒衫，说：“我小时候您家用棒棒针给我织毛衣，我现在用钱给您家买毛衣，只当报答万一吧！”

     太笑盈盈地回道：“你快点把婚结了，让我早点抱抱你的伢！唉，眼睛不行了，再也做不了猫猫鞋喽！”

     啊！母亲的嫁妆，从娘家带到夫家，演绎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相夫教子，更是释放出笃定、柔韧和无私的能量，蕴含着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值此老人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互告吾等之辈常回家看看，祝愿天下母亲健康长寿！